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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罪判决书迟发25年农民正申请国家赔偿

来源:杭州刑事律师 网址:http://www.lshzxs.com/ 时间:2014-12-31 11:12:56

  “人生有几个50年?人生有几个19岁?”……

  50年前,益阳沅江农民钟枚生被以集体偷粮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50年后,一直申诉的他,偶然间看到了25年前的无罪判决。

  35岁的钟天安,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父亲钟枚生见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:浑身发抖,十多分钟里一句话也说不出,眼泪直流。

  今年69岁的他,这辈子大部分时间,都生活在“劳改犯”的阴影里。

 

 

钟枚生拿着迟到25年的无罪判决书

  ● 对话动机

  8月21日,钟枚生再次去沅江市法院,询问自己所提请国家赔偿的事宜。

  钟枚生曾于1960年,因“集体偷粮罪”,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他认为自己没罪,在此后的50多年里,不断提起申诉,一直未果。直到去年,钟枚生在沅江市法院查档案,意外发现自己早在1985年,已被改判无罪。欣喜之余,他为自己多背负25年“劳改犯”的称呼而悲愤,遂向法院提请国家赔偿。

  “我看到他每天不停地唉声叹气,这是他的心病。”钟枚生的小儿子钟天安说。钟天安是在2010年4月12日,陪父亲到沅江市法院查档案时,发现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,判决书宣告钟枚生无罪。而在1960年,他因“集体盗粮罪”获刑10年。

  钟枚生认为自己一辈子活在“劳改犯”的阴影里。他说自己好强,但很多事情,他都输在了这个身份上。“如果早点看到这个无罪判决书,也许我后半辈子就要换个样子了。至少不会被人歧视、被人欺负。”已经69岁的钟枚生感慨道。

  “50年没停止申诉”

  新京报:去年4月发现自己的无罪判决书,为什么最近才递交申请赔偿?

  钟枚生:当时就递交了,但法院一直没有回应,8月2日是去再次递交。

  新京报:听说你从1960年入狱到现在,一直在申诉?

  钟枚生:50年了,我没有停止申诉。从进监狱开始,我就开始写材料,但是一申诉就被批斗。到了1963年,一个分队长看了我的材料和档案,相信我是冤枉的,就支持我申诉,后来也没有结果。

  新京报:出狱后还做过努力吗?

  钟枚生:有啊,我找了平反办公室,他们让我等,一等就是几十年。后来我结婚了,有了6个儿女,他们要读书、结婚,操心的事情多,我的负担也很重,没有多余的时间,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。

  新京报:后来为什么又申诉了?

  钟枚生:等我最小的儿子也结婚了,我就没什么负担了,可以再申诉了。而且有一件事情激到我了。2008年,我跟邻居争宅基地,已经争了好几十年,是历史问题,有一个镇里的干部过来调解,他说我是服刑人员,不该多事,我一下就恼火了,觉得这么多年人人欺负我,瞧不起我,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无罪。

  “没盗粮,被判10年”

  新京报:50年前,你们大队为什么说你偷粮?

  钟枚生:1960年,我是大队里的基层骨干民兵和仓库保管员。我们生产队长,姓冷,年底的一天,他让我和另一个社员转移几百斤粮食,堆到别的地方,后来公社就说我参加了“集体盗粮”。

  新京报:你不知道当时的转移就是偷粮?

  钟枚生:当时是队长说什么我就做什么,也不知道转移的粮食要干吗。

  新京报: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说,你分得不多,且因生活困难,可不以犯罪论处。当时你到底分没分到粮?

  钟枚生:我一颗粮食都没拿。和我一起运的人可以证明,但他们都怕被卷进来,现在去找,他们肯定不会给我作证。

  新京报:“转移粮食”的事情怎么被发现的?

  钟枚生: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人们饿的受不了,有45户社员利用送粮之机,盗粮1512斤。公社发现后,开始追查。

  新京报:怎么会追查到你?

  钟枚生:他们说我是保管员,必须负责,把我抓到公社食堂去审判,公社社长说我们家的成分是贫下中农,不好判,他们就把我父亲的成分改成了“地主”。

  新京报:当时怎么判的?

  钟枚生:当时认定那45户社员盗粮,是因为我盗粮的行为所引起,判我10年。

  新京报:是这样吗?

  钟枚生:当然不是。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都认定了,说那是生活困难时期群众自发性的盗粮。

  新京报:当时审判,你没为自己辩护?

  钟枚生:说过啊,但他们刑讯逼供,给我戴手铐,问我招不招,不招就把手铐紧一紧。

  “不能背着骂名死”

  新京报:听说在监狱里你收到了妻子的离婚协议书,什么心情?

  钟枚生:没有什么感觉,她和我离婚是必然的。

  新京报:心里是否会责怪她?

  钟枚生:怪她有什么用?怪也是心里面,我在监狱里,就算怪又怎么发泄?没有办法。

  新京报:后来你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?

  钟枚生:那时感觉监狱里的生活比农村最苦的日子还苦。我做了7年木工,立过两次特等功,后来还立过不少大功小功,本来可以抵消刑期,但后来有人不同意,我还是坐满了牢,一共是10年零27天,数着日子过的。

  新京报:出狱后,你怎么生活?

  钟枚生:出狱时是1971年的正月十五,那时我妈已经去世,我和我爸抱在一起,哭了好久。再后来我就结婚了,有了孩子,想好好过日子,但日子没法过了。人人都歧视我,欺负我。

  新京报:怎么歧视你?

  钟枚生:这些年走在路上,我一直感觉有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,这是个劳改犯。我做什么都被歧视,出狱以后搞副业,在河里打点鱼,住在河边的人就会看着我,我知道他们在想,我是劳改犯,要防着我进去他们家偷东西。

  新京报:这种歧视是否可能是你自己多想了?

  钟枚生:你不知道,村里一传十十传百,不好的事情一下都传开了,不光是对我,对我的家族也有影响,我有个大哥在湖北监利一个农场当上中队长,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。政审时发现他爸爸是地主,弟弟是劳改犯,升迁的事完了。

  新京报:这样的事情让你很受打击?

  钟枚生:不止这一件,事情太多了。年纪越大,我越觉得难受,我得弄清楚,不能背着骂名死了。

  “我要求赔偿”

  新京报: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来证明自己无罪?

  钟枚生:这些年所有能交材料的地方,从地方到中央,我都交了,法院,市人大,信访局,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。还找了懂法律的人,帮我找一审判决书。

  新京报:怎么找到再审判决书的?

  钟枚生:直到我儿子去年陪我到沅江法院查档案,找到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,上边说对我宣告无罪,我才知道自己25年前就不是劳改犯了。

  新京报:看到宣告你无罪的再审判决书时,你是什么感觉?

  钟枚生:又喜又悲,50多年的事情一下全涌上来了。我19岁进了监狱,坐了10年牢,本来25年前就应该知道自己被判无罪了,人生有几个50年,几个19岁?当时我就拿着再审判决书,10多分钟没有说话,眼泪一直流。

  新京报:判决书迟到25年,比坐牢更难受?

  钟枚生:坐牢10年,我知道那就是10年。但为了证明清白,就不知道期限了,我一直在等,等的状态很难受。

  新京报:当时没去问相关责任人,为什么25年前的判决书你们一直没有收到吗?

  钟枚生:我很震惊,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当时就找法院,有一个副院长说,搞不清楚为什么没送到,当时不是他负责。不是他负责就不知道情况吗?以前的案子难道不会交接给下一任吗?

  新京报:那你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?

  钟枚生:我找了好多地方,希望讨一个说法,但他们都踢皮球,转来转去。但我认为法院肯定是有责任的,应该给我一个解释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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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伟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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